2026年10月15日，“京师社会大家谈”第二十一期在日本漫画 海淀校园举行。本期讲座以“个体快乐与社会团结：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现代性自我”为题，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孙飞宇教授主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多个院系的师生到场聆听。讲座由副院长尹栾玉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孙老师以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祝你快乐”开篇：生日、元旦、春节、毕业典礼，人们反复彼此祝福。对快乐的执着追求，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他对比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儿子毕业典礼上引发广泛争议的致辞《我祝你不幸》，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支撑人生意义的痛苦、苦难与苦修，在现代社会已基本失去意义；然而现代社会却无法免除焦虑、抑郁与哀痛。这一悖论，构成了整场讲座的起点。
在精神分析社会学的传统中，对现代社会的诊断高度一致：现代人虽以快乐为目标，其基本状态却是焦虑与不安。孙老师梳理了荣格、卡伦·霍妮与弗洛姆等人的观点，指出竞争已成为现代人最基本的精神气质——它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的现代版本，也与涂尔干笔下工商业社会的失范状态如出一辙。在竞争社会里，潜在的敌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之中。与之呼应，在弗洛伊德第一拓扑学中，人本质上是一个“冲突性主体”，然而痛苦与压抑并非纯粹的负资产，而是个体成为社会人的机制——没有压抑就没有意义，人的本质恰恰在于其压抑。而当竞争的焦虑催生出对爱的病态需要，主体便从焦虑滑向自恋：《自恋时代》所刻画的“我相信世界应该围着我转”、克里斯托弗·拉什笔下的“自恋主义文化”，以及“为自恋者而生”的各类社交网络，都成为这一时代病的鲜明标志。
什么是焦虑？孙老师勾勒了弗洛伊德焦虑理论的演进：早期以压抑解释焦虑，认为出生时与母亲的分离是焦虑的原型；中晚期则强调焦虑引发压抑。沿着《论自恋》的思路，孙老师区分了原初自恋与次级自恋：当个体建立起理想自我并成为爱恋对象，恋爱中的性过誉、对群体与文化、社会与国家的认同，既是自恋的延伸，也正是社会团结的开端。而现代人的个体化进程使得价值观高度个体化——梦想是个人的，由自己承担、自己完成。由此，他提出两种快乐的区分：一种是“记得自己的快乐”，与获得、占有、自我实现相关；另一种是“忘记自己的快乐”，以为他人、某种理念或集体为前提，需要牺牲部分自我利益。他以“孔颜之乐”为例说明后者，并指出现代人常常遗忘第二种快乐。
讲座进一步引入阿兰·埃伦贝格的判断：从神经症到抑郁症，意味着从冲突性主体转向匮乏性主体——力比多更多附着于自我，无法在自我之外找到与理想自我相符的客体对象，由此衍生出“巨婴症”与以内部幻想为主题的焦虑。但在现代社会的病态自恋之外，恰当的自恋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是必须而有益的：融入共同体、恋爱、信仰，都是自恋的延伸，也是破除焦虑的重要途径，即“化孤独为共同”。孙老师引用《论自恋》中的话作结：“强大的利己性最初是对抗生病的一种保护，但是为了后来不生病，我们终究必须开始去爱，如果因挫折而无法去爱，那么我们就注定会生病。”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提问，杜静元、国曦今、党生翠、李汪洋等多位青年教师，围绕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与中国社会的临床经验相结合、个体心理机制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如何衔接等议题与孙老师交流。孙老师结合自己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焦虑与抑郁社会心态的经验研究逐一回应。他强调，经典精神分析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现成的诊断标签，而在于改变研究者进入研究世界的方式——不是从症状入手给人归类，而是从个体的生命史入手去理解一个人何以成为他自己；精神分析诞生于欧洲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国需要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中国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必须带有充分的谨慎。
“京师社会大家谈”已先后邀请多位学者围绕社会政策、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研讨，本场讲座则把视线投向了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为理解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重新审视个体化时代的社会团结议题，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